国务院的批复指出：“西咸新区要着力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支点，着力统筹科技资源，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着力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保护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着力创新体制机制，努力把西咸新区建设成为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枢纽、西部大开发的新引擎和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范例。”

　　“陕西西咸新区的获批，将助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盘古智库城镇化首席研究员易鹏表示，西咸新区的升格，意味着国家向西开放力度在加大，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方向不会变。陆地丝绸之路的主导者和桥头堡，最有可能花落西安。

　　西部大开发作为国家级的战略,经历了数十年发展,但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依然比较滞后,开放程度也远远不够。

　　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西部地区GDP占全国比重为19.75%,而在西部大开发之初(2000年)为16.79%。而在开放水平上,2012年,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对外贸易总额占全国的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不到2%,外资比例也不超过5%,这些比重与西部大开发初期相差无几。

　　2013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中亚四国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之后,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地掀起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和规划热潮。

　　2013年11月发布的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表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所以,分析人士指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已经成为我国新一轮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将我国西部地区开发建设置于世界区域经济发展中心。这将给沿途的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地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意味着我国西部大开发进入了新的时期。

　　易鹏认为，西安不仅在政治、文化、经济都是西北的重要城市，而且在航空，信息高路、高速铁路等立体综合交通枢纽优势很明显，因此，作为西北区域中综合老大的西安，最有可能获得陆地丝绸之路的主导者和桥头堡。

　　实际上，早在去年9月，西安联合欧亚9国十几个城市共同签署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安宣言》，抢先用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展开国际合作。两个月后，由西安开往阿拉木图的“长安号”国际货运班列正式开通，“陕西制造”直送中亚，陕西向西开放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西咸新区作为一个重要的抓手和支点，能够推进关天经济区规划的关中城市群、大西安目标的实现。”易鹏表示，建好西咸新区，西安、咸阳就能一体化推进，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进程就会加快。关中城市群是国家推动的重点建设城市群，西咸新区创新城市发展的方式，有利于推动关中城市群核心区建设，可以形成大城市、中等城市、田园城市交互的合理布局。

　　不过，易鹏提醒，目前新区面临跨区划的问题，需加强组织协调及强化新区领导力和执行力。此次西咸和贵安新区都是跨行政区划的，一个是跨西安和咸阳，一个是跨安顺和贵阳，在新区发展运行中需要加强领导机构设立，从而推动工作的协调性和落地，才能将许多发展蓝图变成实际，也才能将西咸新区的规划实现更好的效果，从而助力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使得陕西关中城市群成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新起点。

　　新型城镇化需要解决“三个透支”问题

　　1月10日，国务院批复西咸新区成为国家新区。《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陕西西咸新区的批复》要求，要把建设西咸新区作为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举措，探索和实践以人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西安、咸阳一体化进程，为把西安建设成为富有历史文化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拓展我国向西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发挥积极作用。

　　该新区内有周秦汉唐历史遗址，其中145平方公里是保护区，因此，规划提出要以周秦汉唐历史遗迹为抓手，深入挖掘历史遗产潜在的价值，努力建设成为彰显历史文明、推动建设国际文化交流的历史文化基地，让城市居民望得见山水，感受得到历史人文气息，不断提升城市品质和软实力。

　　在1月11日举行的第五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西咸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副主任王军介绍，西咸新区将以产城一体为抓手,加快构建创新性产业体系,创新园区化产业集群建设,提高产业集中、集约、集聚发展体系,承接国内外高端产业转移,推动能源金融中心建设，带动西安大都市发挥大区域综合服务中心和金融中心的作用。

　　“中国城镇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转移。”王军表示，过去三十年的城镇化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我把这种快速发展带来的问题概括为三个透支。同时，走新型城镇化道路，还要探索和实现创新任务”。

　　王军认为，目前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三个透支问题。首先透支环境红利。多快好省建设城市，主要省的是环境投入部分，基本建设投入不足，所以在污水处理、垃圾处理上多有亏欠，往往污染了山川河流，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

　　透支土地红利非常严重。由于在城市建设方面财政投入有限，主要通过土地级差地租和溢价筹集资金。很多地方搞开发区，这些开发区往往沿着城市的边界发展，这实际上和土地财政的模式有极大的关系，城市扩张成为必然。

　　再次是透支人口红利。农民工成为中国制造的最大成本优势，支撑了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大量农民工工作在城镇，而社会福利和养老保险还在农村，享受不了市民待遇，城市快速发展成为吸附农村土地劳力、资金等生产要素和资源的黑洞，城市的兴起背后是农村的相对衰败，城乡二元结构难以破除，差距拉大。

　　“这种透支环境红利、土地红利、人口红利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而转变城市发展方式，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就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王军表示，将有意识地保留一些村落,用新型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使之成为融一、二、三产业为一体的复合农业,成为城市产业和城市功能的一部分,极大地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的附加值。

　　王军表示，探索新型城镇化道路，主要是探索和实现四个创新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