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双边关系层面，奥巴马将谋求经贸、反恐、朝核、伊朗、阿富汗、乌克兰、能源、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协调合作进展，他的访问将比以往更加突出热点问题和全球性问题的份量。奥巴马当然不会在议题单中遗漏网络安全和东海、南海、人权、香港、日本、缅甸等敏感问题，还会继续向中方施压、对外界显态，中美分歧难以遮掩。不过正如克里国务卿在他11月3日霍普金斯预热演讲中所说的，美中双方处理分歧的模式并非仅仅各自保留看法，或者强行达成共识，而是要积极管控分歧。有媒体认为美方将以在某些问题上的让步换取中方为打击“黎凡特伊斯兰国”极端势力提供配合。媒体作出这种猜测，追求的是新闻轰动效应，使用的是狭窄逻辑方式。中美双方都面临恐怖主义、极端势力的新型威胁和挑战，加强反恐合作是在共同利益驱使下的不选之选。

奥巴马此次访华将会更多体现中美在一些国内政治攸关问题上的相互支持，这包括反腐败和经济结构调整。尽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相互支持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但不会妨碍中美“利益共同体”特征的进一步加强。应当注意到，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他11月3日的演讲中还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两国都面临真正意义上的领导力的考验，我们必须在华盛顿和北京都做出正确的选择。”

回顾2009年11月奥巴马首次访华5年来的美国对华外交和中美关系，一页页翻过历史记录，一层层剥开事物面纱，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种日渐清晰的竞合关系，它不像一些人吹嘘、幻想得那么好，但也绝不像某些人贬低、涂抹得那么坏。中国和美国分别作为上升大国和守成大国，均在主观意志上拒绝对抗冲突的“宿命”，但也对对方始终怀有深深疑虑。美方并不能确信，中国在亚洲的行为是扩张性谋霸战略，还是防御性和平崛起；中方也不能确信，美国在中国近边的行为是进攻性包围战略，还是防御性遏制战略---事物发展演变的轮廓将在中美互动中趋向清晰，答案要待历史在未来并不遥远处揭晓。不管怎样，两国关系告别结盟或者趋敌的天真幻觉，脱离神坛化或者妖魔化对方的低级趣味，形成边合作边竞争、合作中有竞争、竞争中有合作的新常态，在竞合中摸索更好的共存方式，这何尝不是一种相对较好的状态？

过去5年，中美关系好像穿越了一个又一个“十字路口”，其实那些只不过是阶段性、过渡型的现象，实力对比这一塑造中美关系的关键因素还在动态的变化和结构的流动中，真正的“十字路口”还在前头。2009年奥巴马首次访华时，美国的GDP是中国的3.2倍左右，日本的GDP则比中国多15%。2014年奥巴马再次访华时，中国的GDP已相当于美国的一半，是日本的2倍，中国也已成为第一贸易大国。短短5年发生这样大的变化，中国崛起正以史无先例的速度改变亚洲地缘政治版图和国际体系结构，中国、美国和世界都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从某种意义上讲都还没有结束“战略漂流”。在这个特殊时期，坐视“进攻性现实主义”主导双方的决策思维和行为范式，任由某些集群以私利裹挟、操控两个全球性大国对对方的战略政策，将是极其愚蠢和危险的，所将带来的必定是殃及世界的相互摧毁之选。

在结束这个系列的文章之前，还是回到我们的老朋友、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杰弗里·贝德那里吧。这位奥巴马首任大半时间里的对华政策首席顾问在他的回忆录《奥巴马与中国的崛起》一书结尾处留下忠告：“未来的美国总统需要在对华政策中寻求正确的平衡，以保持美国的力道和警觉，但不应陷入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困境---在那种安全困境中，美中双方都相信实力的增长必然导致敌对的意图，并且最终使敌意成为现实的响应。”没有理由不对这句话表示赞同。中美双方都需要以战略家的眼光、政治家的胸怀面对未来，延续、走通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希望北京“习奥会”能够增强人们的信心，如果这次会晤所将呈现给人们的“惊喜”仅仅是形式上的而非内容上的，那将是一个莫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