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中的中国始终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综合体，其对华政策也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综合体。他一再重申美国不寻求遏制中国，欢迎中国以和平、繁荣方式崛起，对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应和从消极逐步变积极，以前所未有的热度推动中美在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但也不断发泄着对中国不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给予其所希望的配合的不满情绪，比如2014年8月1日“你必须在他们面前保持强硬姿态，因为他们做事情的习惯是一直往前推，直到遇到阻力”，8月8日“他们搭了30年的便车”，“没人指望他们做任何事”，以及3年前“中国应与其他国家一样遵守规则”。他把中国等新兴大国树为重新激发美国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的靶子，竭力维护“美国第一”，推进“亚太再平衡”，加固将中国装入其中的国际制度笼子，支持美军加强有朝一日与中国作战的准备，但又坚决反对把推向直接对抗与冲突的深渊，与那些挑唆中美矛盾以渔其利的国家、党派和个人保持距离。

所有这些，都是站在战略“十字路口”的美国作出的本能反应，奥巴马只不过是被历史赋予了领衔担纲角色的那个人。他再有“变革”思维、理性风范，也不能超越“美国例外主义”的影响，其对华外交除了具备更加突出的两面性特征之外不大可能再有新的突破。不过，必须承认，奥巴马政府为美国开启了一个进程，那就是，把中国真正当作一个不同于前苏联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加以审视，把对华政策真正放到全球框架下加以调整，把美中关系真正当作同一国际体系之下的全球性战略关系加以处理----这种改变当然是从美国自身战略利益出发的，但又何尝没有对中国进行真正意义的全球战略规划和强国战略升级形成倒逼与呼应？这种改变决定了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面对这样的改变，中国是该像缚龙一样暴躁如雷积酿仇恨，还是拿出勇气和胸怀，像一个真正的对手那样以令世人信服和尊敬的方式迎接机遇与挑战？

美国战略学界呼吁制订新的对外战略的声音正变得越来越大，基本上是对美国无力、无暇领导世界应对丛生挑战之现状表达的激愤和哀叹，体现着一种深刻的危机意识的勃发，但尚没有人能在痛斥奥巴马“无能”的同时清楚指明“新的对外战略”究竟该具备何种特征、引入哪些要素，制度危机之实、夸夸其谈之风仍在向外交领域渗透，即便是基辛格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也只能在划下问号之后语焉不详。但这其中，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如何应对一个更加强大、自信的中国已然成为美国面临的一个根本性的战略问题。这个共识所引起的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不会随2年后奥巴马卸任就一并终结，而是将在他的继任者那里有更为鲜明、更加具体的表现。

在美国政、军、学界相当一部分人眼中，过去20年的对华政策是失败的，“建设性接触”最终没能促使中国变得更加开放、民主、自由，也未能促成中美在亚太协调出一个新的利益格局，崛起中国正在亚洲推行自己的“门罗主义”，从贸易、金融、发展援助、国际法、争端解决方式、文化、价值观、制度模式等方方面面对美国及其盟友在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亚太乃至全球体系构成直接威胁和挑战，“中国的道路探索成为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最强有力竞争者”，“该对中国来真格的了”。“真格”到底是什么？它未必就全然是战略上的打压牵制，也可能包括在过去视为禁区的一些领域开展建设性合作，美国正在与中国的不断接触中梳理思路、寻找答案。

在11月4日举行的2014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同时控制了众、参两院，奥巴马终成“跛鸭”，执政难度进一步上升，他已指示自己领导的政府重设议程，重寻改革动力。这就意味着奥巴马在未来两年将陷入“急就章”的境地，来不及形成一整套新的对华战略，遑论“新的对外战略”，但他绝不会闲置卸任前的每一分钟炮制“美国必胜”、“利益至上”的表象，国内政治失灵并不必然等于外交战略失灵。即将在11月10日抵达北京出席APEC会议并对中国进行第二次国事访问的奥巴马将是一位执政地位更加弱势的总统，一位在诸多问题上更加有求于中国的总统，一位满心琢磨该如何在余下任期尽可能多做些事以免留下坏名声的总统，他的访问议程将像对华政策一样复杂、宽泛、求成。

丝毫不能低估这次访问所将产生的影响。中美两国元首将会进行一次在形式、风格、内容上类似2013年6月“庄园会晤”但又会有所超越、有些“惊喜”的北京会晤，以更加具体的方式确认共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向和路径，确认新形势下中美共同利益的基本范畴和边界，确认两国在亚太地区和平共处、协调共存的基本原则和办法，确认双方在全球事务中所应共担的责任和义务，从而把事实上正在不断深化的中美相互“战略再认识”、“战略再保证”进程再向前推进一大步。它将加固2013年“庄园会晤”的里程碑意义，把对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认可从奥巴马个人及其团队的政策选择升格为大多数美国人的利益选择，其综合影响不仅贯穿奥巴马余下2年任期，也会延至2016年美国大选之后，成为一项重要的“外交遗产”。

8月13日、11月3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分别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华盛顿霍普金斯学院发表演讲，较为实质地谈了美方对奥巴马访华与会的基本考虑。他把中美关系比作“最重要也最敏感、最广泛也最复杂、对未来最具承诺性也最具挑战性的关系，实质到可以塑造整个21世纪”。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则在9月8日至10日进行的中国之行里同中方具体协调筹备奥巴马访华事项。她告诉中方，“奥巴马总统优先看待美中关系”。与此同时，中美两国高官在双边访问和APEC峰会各项预备性磋商中进行了并不轻松的协商与交锋。可以看出，美方将竭力利用双、多边平台，使这次早在一年前就已开始预告的访问在亚洲和世界上产生令人信服的效果，成为一次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并将中国纳入其中而不是对立起来的访问，一次推动美国经济复苏和全球热点解套而不是在困境中越陷越深的访问。

在亚太经合框架下，奥巴马将配合国内政治需要着力推进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谈判，并推动APEC成员加强可再生燃料利用、增加小微企业和女性对经济的参与、扩大教育交流。这里面，美方对TPP的政策考虑与中方在APEC会议上积极推动的“亚太自贸区”倡议存在矛盾，同曲不同调，如何解决引人注目。最重要的是，启动“亚太自贸区”（FTAAP）可行性研究是APEC成员共识。绝大多数亚太成员深知搞歧视性和排他性的多边安排对区域经济和战略安全的伤害，不愿因自己的选边站队鼓励、助长本地区的集团性对抗竞争趋势。亚太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前景以及本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未来取决于中美两个大国相互协调、包容、合作的结果。如果中国能够加入TPP谈判，未来FTAAP获得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两个“轮子”，当是最好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