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评简政放权：还活力于市场

　　简政放权最重要的是什么？企业最期待的是什么？能为市场带来怎样的活力？从今天开始，《央视财经评论》推出系列节目五评简政放权。第一期节目，我们从天津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1枚公章取代了过去109枚公章的事实说起。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沈竹和特约评论员清华大学教授杨燕绥、著名财经评论员刘戈共同评论。

　　简政放权，企业最期待的是什么？

　　9月1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赴天津考察调研。天津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办事大厅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过去审批事项多，各部门审批章共有109个，现在通过减少审批、整合职能等改革，滨海新区成立了全国首个“行政审批局”，将分散在18个不同单位的216项审批职责归并到一起，只需盖一个章。在李克强总理的见证下，109枚公章被永久封存在一个长方形的箱子里，成为历史。

　　杨燕绥：简政放权 把投资决策的权利交给市场交易的双方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从109个到1个，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两件事情，首先是过去要审批，现在不审批了，那这属于放权。还有就是还需要审批，但是它变成一个窗口，剩下变成政府的内部流程，这样一整合，内部有很多部门就不需要了，这叫简政，所以这样一放权，一简政，那么把投资决策的权利给大学生创业者，给投资的投资者，给市场交易的双方，由大家来决定，效率提高了，成本降低了，这绝对能释放出很多红利来。

　　现在高科技，信息时代了，大家竞争激烈了，做和不做要第一时间来决定，所以就开始放权，法定时候来决定政府到底做什么，不做什么，有些事情他是需要政府审批的，他涉及到安全的问题，涉及到对客户，消费者负责任，涉及到国家的重大规划和资源利用，这时候还真是政府需要审。但是剩下的可能政府不要审，但审什么不审什么由法律来定，法律定审一二三，剩下的都不审了，那么这个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市场做就市场做，政府的本质不是审批，但如果需要审批，他需要给出理由。不是所有的都要减掉，也不是所有都要保留，从109到1，背后还有一些政府操作还是在审，那么到底审什么不审什么，不在数量，在他是不是真正需要，这需要法制。

　　刘戈：设立审批职能一方面是有权利 一方面是有寻租的冲动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在新华社的报道里我看到一个细节，就是总理拿着那个章说，这章做的很结实，不知道要盖多少个章，这个章才能够完成它的寿命，这个章在过去不知道束缚了多少人。的确，一个章看起来是这么小的一个铁疙瘩，或者是一个木疙瘩，但是实际上它像一道绳索，很多企业前进的动力会被这个绳索羁绊，很多活力焕发不出来。现在把这些章变成了一个章，对于消费者，对于办企业的人，对于所有的这些办事的人来说，真是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

　　2001年，我们就成立了简政放权的办公室，在第二年的3月份，当时就减了700多项，那么后来有一个总结，在那一轮的简政放权过程当中，减掉了68%的行政审批手续。但是反过来一看，就看天津的滨海开发区，它是2009年成立的，新成立一个机构居然也会有109个图章，为什么？也就是说这个太难了，因为对于每一个政府部门来说，当时在设立这个审批职能的时候，他都有他的理由。一方面他有权利，另外一方面，这里面也有一些寻租的冲动，而且这是我们之前这样一种管理制度和管理思路所造成的。也就是什么事情我要为你作主，我之前就要对你进行一个审批。现在在这一轮的简政放权的改革当中，更多的我们强调的是另外一句话，如果可以通过事后监管，或者是其他的间接监管能完成的，那就不需要审批。也就是说大部分审批是不需要的，根本不应该存在的审批应该把它解决掉。

　　有一个例子，前几个月，东北有人想办一个养老院，结果用了8个月的时间还只是走完了第一步，那么第一步的过程，就是解决土地的转让挪用的问题时，就盖了133个章，已经走了好几十个单位。所以大家觉得，现在办一个国家鼓励支持的养老事业，仅仅是走第一个阶段，就已经133个公章了，这的确构成了一个阻力。所以每一个部门在设置这个部门的时候，或者设置他的权利的时候，他都会有一套他存在的理由，但是我们现在就是一定要把它反过来。就是说如果这件事情我不通过事前的监管和审批，那么他出了问题以后，反过来再去找他，那么这样一种思路的变化，才是我们行政体制变化的一个根本的出发点，所以我们不仅仅是要减少数量，更重要的是把很多行政审批存在的土壤给刨掉。

　　杨燕绥：简政越快的地方 获得红利的速度也会越快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GDP是一个总数字，这背后缺乏很多精细化的评价，当我们不单纯追求GDP了，我们要知道就业率，我们要知道大学生能不能创业，我们要知道私营企业能不能发展，我们要知道国有企业有没有效率，这些形成指标以后，他就必须要简政。那么这时候，简政越快的地方获得红利越快，人员资金就会向他流动，那些简政慢的，抱着权利不放的，他的效率慢，那人才资金就不向他流动，所以改的越快的获得红利越快，改的越慢成本越高。

　　实际上除了事后监督，还可以事前指导，比如你要办养老院，那么政府有一个信息系统，信息第一土地，土地是公有的还是你购买的，第二，你的资金，第三，你针对你的人员资质，你想搞医养结合，你有没有符合资质的医生，第四，你针对哪个群体，这些都设计成一个很好的网络，就跟现在小孩玩游戏一样，能通过不能通过。这样设好以后，你现在想办了，你就根据你的情况往上填，填的地方符合，你就通过，不符合你就不能通过，最后你都能通过了，说明你已经完全符合现在相关的法律政策，然后你就可以办了。

　　刘戈：当务之急是放权 首先是取消审批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我讲一个完全相反的案例，同样是发生在绥芬河，绥芬河离俄罗斯的海参崴大概也就是二三百公里的距离，但是在俄罗斯那一段路不太好走，开车通常要一天的时间。1993年，有一个商人想在绥芬河搞一个直升机的飞机场，他做了一个申请，筹建了公司，但是最后申请下来，那个机场可以使用的时候是10年以后。审批下来了，但是商机错过了，因为很多时候商机是稍纵即逝。的确开办一个机场需要的手续非常的多，但是是不是需要10年的时间？你看似是一个章的问题，但是对于千百万的商人们来说，就是赚钱的大把机会。

#p#分页标题#e#

　　服务的动力是一方面，其实有的时候你未必需要那么多的服务。我们退一步来说，即使这个服务你跟不上，你只要把权利放开一些，市场就象一匹马，它有自己跑的动力，这时候是需要有缰绳的，但是缰绳有一根就够了，你不能搞109根缰绳，这个马就没法跑了。现在来说当务之急先是放权，先是取消审批，接下来政府长期要做的是服务能够上来。

　　杨燕绥：政府不在前台去审批了 在后台做好指导和服务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去年国务院35号文件说，10个床位就可以办一个老年护理院，这对于愿意居家养老，社区养老，还有现在大龄人员创业就业是多好的机会，为什么到现在没看到一个人来做呢？如果你让一个10个床位的人去面对那100个章，他怎么能做到呢？所以这时候要求政府不是在前台去审批，说你可以做，不可以做，而是你到后台变成指导和服务，你把做这件事的标准，国家都把它法制化，把它阳光化，而且变成信息化。就像设计游戏一样，一道一道的规则让个人去填写，符合条件，最后他全通过了，他就可以做了，这样大家也方便了，而政府的指导作用和服务作用也做好了。

　　这是个职能转变问题，你不在前台去审批了，你在后台要做好两件事，前面指导后面服务，那实际上政府要做的事情还是很多，他只是职能的一个转变。后面你要做好指导规则，上系统，你得很好的立法、科学的立法，还得对全民进行教育，再设成统一的平台和系统，大家在网络上，坐在家里就可以找到政府，就知道我该做什么不做什么，这里实际上大量的要学习。

　　杨燕绥：市场的事情市场决定 政府的主要职责不是审批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政府要做政府该做的事情，我们从十六大，十七大都在讲简政放权，为什么做不到？一直没搞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说清楚了，市场的事情市场决定。政府本身的主要职责不是审批，所以现在政府部门要审批的话，必须给出理由，而且得高效操作，否则就不需要你审批，这个原则说的很清楚。

　　当然后面要立法，政府到底审什么不审什么，第一次真正把政府市场的关系变成党中央的文件，说清楚了，再加上我们现在建设服务型政府也在推进，民生也在推进，所以随着GDP唯一指标变成一系列指标，就把政府的价值文化都会改过来。如果不能尽快改革，成本会很高，跟不上的话，他可能就要被挤出去的。当风向标转了，人们必须跟，不跟他就要落后。

　　你现在只要说我不光要看GDP，我首先要看就业，老百姓有钱去消费，企业有定单，大学生有岗位，你把这样的关系理过来，就业是个重要指标，你看他搞不搞产业结构调整。还有整个财政税收收入当中，个人所得税要占到百分之多少，你看他放不放权。产业结构里服务业要占到70%，如果这些变成指标，你看他改不改，他不改，他就玩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