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的评奖结果于8月11日揭晓以后，舆论已经吵成了一锅粥。一个名叫周啸天的无名诗人以其毫无诗意的“打油诗”摘得大奖，但是著名作家阿来广获好评的长篇纪实报告《瞻对》却吃一个大鸭蛋。这种匪夷所思的评选结果激起了文学圈内外的愤怒，而日前的一则报道，又为这种愤怒增添了新的作料。

　　著名散文家梁衡在网上发表一篇文章《关于鲁奖落马的告白》，声称其散文集《洗尘》在入围鲁奖“散文杂文奖”后，在最终评比中仅获4票，原因是其中有一篇写张闻天在“文革”中关在牛棚里读鲁迅的文章“惹了祸”，评委被打招呼不要为他这本书投票，从而使其落选。而梁衡之所以要将这个真相讲出来，是要向那4位未听从打招呼而投了他票的评委表示尊敬和感谢。

　　面对舆论的种种质疑，特别是面对其评奖腐败的指控，鲁奖评委中曾经有人要求“拿出证据来”。这是一个很有点力度的反击。现在梁衡提供的这个说法似乎可以作为一个证据，它暴露了这样一个重要奖项在其幕后可能存在的操纵，其评奖结果的不公正也就可想而知了。

　　事情的诡异之处在于，即使是像梁衡由于他已经退休，他充其量也只能在网上吐槽。其实，以梁衡曾经拥有的地位，他不会不明白，握有权力的人在幕后以打招呼的手段干预评奖，在各种评奖活动中应该司空见惯。

　　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一些看不见的人会向评委打招呼？而那些身居评委“要职”的人又为什么愿意俯首贴耳地听从招呼？道理很简单，因为鲁迅文学奖是国家设置的一个奖项，政府出钱发奖，那么政府当然有权要求将大红花戴在它中意的人头上，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一个规则，甚至不能说是“潜规则”。

　　其实，鲁迅文学奖只是政府需要的一个结果，它并不表明中国文学的高峰，这是由其作为政府奖的特性所决定的。我作为一个文学阅读者，平时对各种文学作品的关注也不算少，但说实话，鲁奖虽然已有六届，但它们从未成为我文学阅读的一个指标，有很多获奖作品我闻所未闻，我也不会因此而对自己的文学阅读不够全面感到羞愧。即以此次鲁奖来说，无论是柳忠秧还是周啸天，在此之前我从未听闻，阿来的《瞻对》倒是知道，但是没有读过，因为它的题材不在我的阅读兴趣之内，它如今闹出了风波，我也不准备去补读，这是我作为一个文学阅读者的自由。至于梁衡的散文，平常倒读过不少，而且他此次落选，也不会影响我以后继续读他的作品的兴趣，这一点，梁老师尽可放心。

　　由此说来，梁衡对落选鲁奖也不必耿耿于怀，无非是少了一笔丰厚的奖金。但是，这笔奖金来自政府的财政拨款，梁老师如果拿了，不觉得烫手吗？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阅读，都是一种私人化色彩十分浓厚的活动，一个作家通过创作作品获得其版税收入，收获其在读者中的荣誉，一个读者通过阅读来得到文学的享受与陶冶，这种活动都极具私人性，甚至是独一份的，这也构成了文学世界的万千气象。但是，政府出资奖励一些文学读物，却使这种私人性的活动转化成了一种公共活动，不仅失去了文学阅读的独特性，而且使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所应得到的人文熏陶变得向着政府所希望达到的目标转化，而这并不是文学能够达到的效果。但是政府有强大的能量来实现这个目的，于是我们就看到了那些明显不合格的作品得到了奖，因为它们符合权力的意愿。而由于奖金的丰厚，这种文学奖很容易产生文学之外的各种交易，一些本来与文学没什么关系或者关系不大的已经挤了进来，一袭文学奖的黄袍加身，俨然已成文学大师。

　　文学本来应该是孤独的，也是寂寞的，但是文学奖的泛滥却使它热闹了起来，这不是文学的幸事。说到中国的文学奖，不能不说到茅盾文学奖，这本来是茅盾在生命终了时捐献了他的25万元稿费设立的长篇小说奖，与政府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捐出的25万元在30多年前是一笔巨款，而30年来由于通货膨胀的原因，其所产生的利息到现在已经不敷奖金的支付，因此近年来的茅奖也已经由政府的财政资金在唱主角，但随之而来的便是茅奖的变味。为获奖而奔忙、而勾兑的已经不仅仅有作家，还有作家所在省份的官员，不知茅公九泉有知，对这一切如何看待？

　　在鲁奖发生这场闹剧的同时，中国的另一个文学奖老舍文学奖最近也出了新闻。由于政府不再给这个奖项提供财政拨款，导致今年评出的得奖者未能有奖金收获，因此激起文学圈中人的愤怒。但在我看来，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它表明政府已经意识到了用财政资金支付文学奖金的不妥，正在进行改革。它与政府在经济领域进行的改革方向是一致的，政府不再随便伸手干预文学，这不正是作家们孜孜以求的么？创作时要求权力不干预，却又转身要求政府发奖，天下哪有这种“得了便宜还卖乖”的道理。可以相信，老舍文学奖在失去了高额奖金的诱惑以后，一定能够显得干净一些，纯粹一些。即以今年它评出的两个长篇小说来说，徐则臣的《耶路撒冷》和林白的《北去来辞》我都读过，它们无愧于得到这个奖励。两位作家虽然未能像往届获奖作家一样得到高额奖金，但如果文学奖的清廉之风能够从他们开始，不妨视为一个更重要的收获。

　　(作者：上海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