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赖先生帮小唐向单位请了假，至此小唐才开始在家休息。因前一日就医后时间过晚，无法取药，当天，赖先生还请假半天缺席公司例会，到医院给小唐取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小唐在家休息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28日，就选择了自杀。事发当天，赖先生到单位上班，安排母亲在家中照看小唐。小唐一人在卧室休息，随后发生了悲剧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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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丈夫行为并未侵权

　　法院驳回岳父起诉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赖先生是否应当对唐女士坠楼承担侵权责任。朝阳法院经审理认为，赖先生的行为，包括作为与不作为，是否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以及是否与唐女士坠楼存在因果关系，是赖先生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判断标准。

　　首先，夫妻之间有互相扶养的义务，家庭成员之间应当互相帮助。自发病至坠楼的三个多月中，小唐绝大多数时间在外地出差，生活能够自理，根据证据，赖先生已经尽到了必要的关注，采取了相应措施，坠楼当天亦让其母亲在家照顾小唐，其行为并不存在过错。老唐主张赖先生未尽到法定义务，延误就医、就医后不遵医嘱用药、不遵医嘱前往专科医院进一步治疗是导致唐女士病情加重，最终选择自杀的原因。然而，老唐提供的证据，均无法充分证明上述主张成立。赖先生认为就医时间、如何选择医院及用药，都是包括唐先生、赖先生及唐女士在内的所有家人商议的结果。现唐先生主张上述情节均系赖先生的单方行为，但其未就此充分举证。退一步讲，即使上述情节确系赖先生单方行为，也无法就此认定为唐女士坠楼自杀的原因。

　　其次，导致唐女士死亡的诱因系由于其患有抑郁症产生的自杀倾向和行为，判断患者是否具有自杀倾向以及自杀行为本身具有难以预测性。即使赖先生因唐女士其他亲属患抑郁症自杀死亡而对该疾病有一定的了解，但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损害结果的发生亦超出了赖先生作为非医疗专业人员对于抑郁症疾病理解和掌控的能力。

　　再次，在唐女士死亡后，唐先生与赖先生因办理后事等诸多事宜产生矛盾，与唐女士死亡本身并没有关联性，故唐先生以此为由要求赖先生承担侵权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赖先生未尽到作为丈夫的法定义务，其行为并不存在过错，且与唐女士坠楼死亡并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因此赖先生的行为并不具备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故法院对唐先生要求赖先生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最终依法判决驳回了唐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后余思■

　　精神健康 亟待全社会关注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遇到了精神健康问题。据中国医师协会精神医师分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目前重性精神病患者约1600万人。如此庞大的精神疾患群体告诉我们，精神疾病就在我们身边。

　　据媒体报道，我国疾病总负担排名中，精神疾病排名居首位，已经超过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和肿瘤等疾病。可见，精神健康不容忽视。然而，尽管精神疾病给患者及家人带来巨大折磨和痛苦，目前精神疾病却远未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这表现在：对精神健康常识和精神疾病的预防、治疗、护理及危害缺乏必要的了解；对精神疾病缺乏正确的认识，将精神疾病患者与“疯子”画等号，对精神疾病存在偏见；精神疾病患者往往缺乏勇气正视疾病，以致讳疾忌医、延误治疗；因医疗资源紧张、治疗费用较高等原因，许多家庭选择将患者留在家中治疗、监管。关注精神健康，我们尚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普及精神健康知识，正确认识精神疾病。精神障碍不像其他身体疾病，易被发现和重视。因此，必须通过普及相关知识，正确区分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及时发现并作出科学诊断和有效治疗，从而防止贻误治疗造成病情恶化；患者家属和社会各界应消除偏见，给予精神疾病患者必要的理解、关注、爱护。

　　重视精神健康检查，正确预防及时发现。每年进行身体健康检查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但是，一般的体检却较少涉及精神领域。其实，每年做个精神健康问卷，及时发现精神健康问题，讲究心理卫生，精神疾病也是可以预防和及早发现的。

　　加强社会救助力度，完善治疗救治体系。在我国，精神疾病患者遵循“自愿就医”原则，精神疾病通常需要长期持续治疗，医疗花费很高，加之医疗收治能力和资源有限，许多患者是由亲属在家中看护、监管。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技能和设施，这种家庭监管又往往演变为将患者锁在家中。此举既不利于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康复，也不利于公共安全的维护。因此，推进建立更多的专业社会化庇护托养机构，并实现庇护托养机构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公办免费收治，才是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