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早晨6时52分，一名28岁的四川姑娘在绍兴跳河轻生。现场数十人围观，但四分钟内没人报警。等到警察赶到救起她时，人已不幸身亡。

围观不救、不作为并不陌生，相反，现实生活中，越是繁华地段、越是人多的地方，类似个案的场景，孰视无睹的就越普遍。在路过或者围观的群体中，有很多人其实与责任是不相干的，更是无风险的。譬如，个案中女孩跳河轻生，围观者拿个手机报个警，也就是举手之劳，如果她是一点得到的救助，一个人的悲剧就不会变成社会的悲剧。

因此，类似的围观很容易被解读为道德的冷漠。的确，从结果来看，整体社会的氛围无法让人感觉到温暖。特别是微博时代的到来，围观者拍照发微博，直播救助过程，消费社会痛感对社会伦理造成莫大的伤害。然而，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的道德都有问题。

在社会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旁观者效应”，也叫“责任分散效应”，指的是个体对于紧急事态的反应，在单个人时与同其他人在一起时是不同的，由于他人在场个体会抑制利他行为。说直白点，人越多责任就越弱。尤其是救人的道德责任，履行与不履行来源于道德的自我激励，单独的场合见死不救，所造成的后果，会让个体产生强烈负罪感。相反，人越多就越容易推卸这份负罪感。这就好比“三个和尚挑水”，看得见的推诿，看不见的则可能是认为有人做了。比如，个案中没人报警，可能大家都以为已经有人报警了。

见难不为的围观心态，更象是道德与规则双重约束失灵形成的心理交叠盲区，导致行为选择的迷失。破除“旁观者效应”，倡导公民见义勇为的道德风尚固然必须，并且在可控风险该怎么选择也不乏共识，但是实践证明仅靠呼吁是不够的。通常情况下，规则才是社会秩序最有效的保障手段，同样的，只有构建规则才能打破“旁观者效应”。

一方面，适当的道德义务可以纳入法律的范畴内调节，如德国的刑法典第323e条规定的：“不幸事件、公共危险、紧急状态时，尽管救助是必要的并且根据情况可以要求他救助，特别是没有明显的自身危险并且不伤害其他重要义务即为可能时没有救助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罚金刑。”尽管这样的规定立法的原理不同，有争议的地方，但是之于社会秩序的调节思路是值得借鉴的。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公众需要救助，报警以及采取维持措施等，是能够成为公民的社会法定义务，只要情形限制合理，处罚就会有操作性。

另一方面，通过细分救助的责任顺序，保证责任不分散，如同公共服务领域经常提到的“首问负责制”，谁离待救者最近、最早发现并具备能力救助的一个或者几个人，应当承担救助责任，不管基于道义上的，还是基于法规上的，不作为的都该是道德评价或者法规则处罚的“靶子”。虽然，惩处不是构建规则的目的，但是惩处作为一种手段更利于将模糊的责任就个体的义务。（木须虫）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