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山水画家，石鲁主张把山水“当做人来画”，“当成个大人来画”，甚至认为“山水画就是人物画”。山水即人的思想，是人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深刻思想，也是“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具体化，与善于以人的心态观照自然的庄子的观点，与石涛关于山川与艺术家相互脱胎于对方母体、艺术家与山川“神遇而迹化”的观点一脉相承，而且在强调人的主观意识的层面有了更进一步的拓展和表现。

　　石鲁的花鸟画创作晚于人物和山水。60年代初，花鸟画虽不多，却颇富新意。70年代初，石鲁仿佛突然发现了花鸟画这个便于以比兴之法抒泻情意的利器，遂纵情于兹，并以主观意识的高扬、内在冲动的爆发、金石力度的强化和笔路的狂放诡奇为主要特征，鲜明地区别于60年代花鸟画的风神，成为石鲁后期狂放型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石鲁后期的花鸟画不限于“四君子”题材，这位情感丰富的艺术家，在“月月朝霞如梦”的月季花里，在那火红的柿子、石榴里，依然葆有对理想的热情；在《花卉昆虫卷》诡奇的造型和天书般的题识里，痴疯中透析出他对达芬奇、毕加索、雨果等文化名人的景仰；画《猫虎镇宅图》以示自卫的信念，并画“踪而不颠，奔而信步”的奔马以为自照，都是其情其志的真诚流露。正是在这些并非无病呻吟的作品里，塑造了当代最具忧患意识、自我意识、真诚冲动的花鸟画家的形象。他的内涵、他的思维、他的笔墨和构成的独特性，仍将是花鸟画前行和深化的参照。

　　石鲁过早地逝去了，但这个名字却作为一种艺术现象成为后人永远值得研究的课题。也许随着时间的迁延，人们不仅更加珍视他的艺术作品，也会更加重视他的艺术精神，那些闪耀着真善美的思想和人格的光芒。他试图将社会的理想与个性的艺术风采求得统一的思路，他试图将深刻的内涵与富有表现力的艺术技巧完美结合的心愿，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起的那座桥梁，他将天、地、人合一的哲学推向现代思维的努力，他在逆境里斗争不已的英雄主义气概，他为当代中国画的变革作出的贡献……都写在他人生与艺术的旅程上，都写在“石鲁”这两个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