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虎﹙左﹚正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山西大学的校园里，午后的阳光很灿烂，整间办公室都被照得透亮。四面的墙壁有两面都被书柜占据着，办公桌上堆砌着各类文件和研究报告，屋内飘逸着沁人心脾的花草芬芳和淡淡的书香。

　　眼前的刘成虎，少了曾经的俊秀，多了一份成熟和稳重，他一身休闲装坐在旁侧的沙发上，用平和的语速叙述着自己的过往。

　　1980年，刘成虎出生在山东临沂，家境贫寒，母亲在他10岁时就离开了，他和父亲、哥哥相依为命。从小就独立坚强的刘成虎，在执著的事情上，总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也正是他身上的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韧劲儿，让后来做研究的梦想得以实现。刘成虎在山西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他说，研究工作对我是适宜的也是有吸引力的。我有爱好读书的习惯，特别喜欢读鲁迅的文章和恩格斯的著作，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分析问题的视角为我更好的从事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多启迪。另外，恩格斯和鲁迅这两位伟大人物都没有显赫的学历和身世，他们的成功经历一直是我在经济史研究领域中奋发自强、刻苦钻研的动力。

　　刘成虎主要从事商业史、金融史与区域经济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利用参与国务院重大课题 《中华大典·经济典·经济综合分典》和重大纂修工程 《清史工程·商业志·商人篇》的平台，对晚清以来中国的商业和金融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最近，刘成虎在该领域的研究主要放在牙行和会馆的演变等方面。

　　工作勤奋与认真是成就事业的前提与基础。他说，每个人所能做的很有限，作为一名青年学者，高扬起头或许也看不尽整个天空，但俯下身子却可看清脚下的方寸之地。近几年来，刘成虎在晋商学和山西近代矿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突出。先后在《中国经济史研究》《光明日报》《山西大学学报》《理论探索》《经济问题》等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编著3部，参与专著4部，参编教材1部，总字数达百余万，其中《山西典商研究》和《晋商信用制度及其变迁研究》获得山西省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

　　对于搞科研，刘成虎颇有心得，他说，搞研究、做学问，首先要认真学习并善于运用辩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其次要掌握大量有价值的第一手史料，透彻了解历史事件、人物、组织等相关问题，然后运用相关专业理论进行解析。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记叙历史事实，逐渐形成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有了一定的理论修养，有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对复杂的现实问题就可能比别人看得更清晰、更透彻，再辅以实践经验就容易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此所谓博古方能通今。

　　除了搞科研，刘成虎还承担着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许多课程，同时每天还要处理研究所大量日常工作，非常忙碌。如何平衡好自己的教学、科研和日常事务呢？学生工作很琐碎很繁杂，白天刚有点思路，学生进来了，就把思路给打断了。我会尽量去平衡。在复杂环境下做研究工作，就需要自己的转换能力特别强，得见缝插针地思考。成果是熬出来的，是挤出来的，有时要逼自己，很多能力都是慢慢逼出来的。说到这儿，刘成虎笑了。

　　34岁的刘成虎博士，现在是山西大学硕士生导师、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副所长，也是山西近代矿史研究会副会长和山西省晋商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有人说，他很幸运。关于幸运，他很坦然，“我确实出生在一个幸运的年代，在当今时代，谁能准确抓住社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并尝试努力解决之，谁就可能更好地把握未来发展的轨迹。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研究成果，也更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

　　人生是一趟旅行，买的都是单程票，每个人都是探索者。是否愿意付诸努力，是否具有意志和毅力，是成功者和非成功者的区别。一路走来，刘成虎的勤奋与刻苦、对事业的思考力度，让他在自己的路程中从容不迫，游刃有余，逐步走向精彩。（记者 王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