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海外有5000多万华侨华人，侨居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就有3000多万。云南是我国五大侨乡省区之一，有250万多云南籍华侨华人分布在世界各地。他们活跃在住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主流社会中。如何发挥好海外侨胞的优势，对于统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有着积极作用。

　　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行为，其中包含的非经济因素常常会成为一个投资行为能否成功的关键。海外一些国家对中国企业的官方背景往往感到不安，政治上的考虑取代了经济利益的决策；东西方在企业文化和管理方式上的不同也会成为障碍；海外社会在宗教信仰、法律制度、文化习俗等方面与中国社会的差异都有可能导致投资行为的失败。总之，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非经济因素直接干扰了中国企业的“走出去”。

　　国际投资理论研究认为，所有投资都有一个投资环境问题。就国际投资者而言，与投资直接相关的物质条件，可以称为“硬环境”；与投资相关的非物质形态的社会人文方面的条件，如语言习俗、法律法规等，可以称为“软环境”。从影响国际投资行为的条件看，东道国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对国际投资行为具有重大影响的因素。这就要求我们的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必须关注东道国的社会文化环境问题，力求达至“文化共识”。在这方面，发挥海外侨胞的优势，开展民间外交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有效途径。

　　在我国，作为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发展的重要一环，海外华侨华人通常构成了民间外交的主体，是中国民间外交的一支积极力量。在当今国际大背景下，海外华商群体在人才、资金、商业网络、科技创新等方面的综合实力和蕴藏的人脉资源优势，不仅与我国的改革开放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与我国企业的“走出去”也具有高度的协调性。我国企业“走出去”可以也应该借助华商的力量，开展民间外交，追求“文化共识”，减少或规避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非经济因素障碍。

　　1、发挥海外华商优势，可以有效地规避“走出去”的政治性障碍

　　从上世纪初开始，一些华商企业逐步形成规模，经过百余年的淘汰、创新、发展，形成了我们称之为华商的群体。据有关方面统计，目前全球华商企业的总资产已超过4万亿美元。任何一个华商企业的成长过程都是立足于住在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中，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夹缝中，经过多年奋斗，逐步发展起来的。他们在不断开拓并占领市场的同时，聚集了丰富的政商人脉关系。尽管一些企业的组成结构具有当地政府或政治实权人物的背景，但社会公众依然将其视为私人企业，至少不会将其认定为“中国企业”。因此，华商企业通过适当形式参与我国企业的“走出去”，可以极大地淡化“国家色彩”，有效地减少或规避政治性障碍。

　　2、发挥海外华商优势，可以有效地减少“走出去”的文化冲突

　　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华商企业必须深入了解和熟练把握住在国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法律制度、社会习俗，他们在住在国与当地民众形成了“文化共识”，华商企业文化已成为当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许多国家，华商的经济地位和教育程度都较高，对主流社会的公共舆论有了一定的影响，而他们对中华文化的情感也随着中国的崛起而加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华商来到中国寻根问祖，投资创业，对家乡、对祖（籍）国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因此，有针对性地通过他们与所在国的非政府组织和民众接触及沟通，有助于增进所在国公众对中国的客观了解和全面认识，减少或消除他们对中国企业投资的不安及恐惧；有助于中国企业对所在国文化的熟悉和掌握，解决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文化冲突。

　　3、发挥海外华商优势，可以有效地提高企业“走出去”的质量

　　华商企业中的大中型跨国公司，多数已有五六十年的发展历程，他们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了自己的商业网络，也为企业生存和发展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国际商务人才。特别是东南亚的一些华商跨国公司，商业网络庞大，商务人才济济，与中国有着密切的经贸往来，熟知中国国情。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新华侨逐渐形成规模，他们在海外求学和工作，知识结构、职业层次都很高，也了解中国和所在国的政治社会情况，能够熟练地游刃于中外文化之间。因此，吸纳华商企业中的经济、金融、法律、科技人才为我所用，有针对性的发挥他们的作用，有助于中国企业顺利融入国际商业规则之中，提高企业“走出去”的经营质量和管理效率。

　　总之，在扩大沿边开放，统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重视发挥周边国家和地区华侨华人特别是华商的优势，广泛开展与华侨社团的联系交往，开展民间的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交流，降低周边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展的戒心，打牢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友好合作的民意基础。云南在这方面是有其独特优势的。

　　(来源: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