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当过律师、作家、编剧顾问，成功运营公益机构，为两届美国政府效力……白宫“老好人”吉恩·斯珀林，在美国经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支点》记者 罗乐

　　吉恩·斯珀林是个非常有艺术造诣的白宫经济“军师”，担任过克林顿、奥巴马政府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不过，今年已经56岁的他，选择了淡出白宫，就像他辞去著名美剧《白宫风云》的制作顾问时一样淡然。

　　在斯珀林离开白宫后，媒体纷纷猜测他可能的去向——作为克林顿的忠诚支持者，大家很容易联想到，他也许会为希拉里·克林顿2016年的总统竞选效力。

　　不过，斯珀林人生中正在上演的，是在洛杉矶和家人团聚的戏码。

　　虽然如此，斯珀林并没有排除重回白宫的可能性。“不过，无论是从外围帮助奥巴马总统，或者是为我支持的候选人工作，我都希望能够有足够的时间照顾家庭。”他禁不住流露出对家庭的热爱之情。

　　这位犹太裔的美国经济学家，于1958年出生在密歇根州。高中毕业后，他进入明尼苏达大学法学系，并获得博士学位，随后他去了耶鲁大学法学院攻读政治学，毕业后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进修。

　　在为比尔·克林顿、贝拉克·奥巴马两位总统效力的十几年间，他为美国的经济史写下了生动的篇章。在克林顿政府主政期间，他于1993年推动通过赤字削减法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1997年与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就平衡预算协议达成妥协。为奥巴马政府效力期间，他在推动通过小企业就业法案和减税延期法案的行动中表现出色。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美国经济智囊对中美经济的合作与发展，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日前，借吉恩·斯珀林来到广州出席一场高端论坛之际，本刊记者一睹这位传奇人物的风采，聆听他对人生的回顾和对世界大势的研判。

　　“中美在改革和合作的道路上可以走得更远”

　　在斯珀林的记忆里，中国加入WTO是非常重要的一页。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有幸曾在中国入世谈判上成功地签订了很多协议的两个人之一”。

　　“1999年4月，中美双方代表在美国达成了一定的协议。”他站在演讲台上神采飞扬地回忆起了往事。

　　但是，这一协议由于遭到美国参议院的反对而被推翻，入世谈判未能顺利进行。

　　“当年11月，我和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一起来到了北京，进行了为期7天的谈判，没有什么成果。最后时刻，双方通过深入的交流，做出了最终的决定。当时，我们都面临着政治层面的一些阻碍，但都为推动更深层次的改革开放做出了让步。”斯珀林感慨道。

　　当时，在北京的外经贸部大楼，斯珀林说出了这段具有纪念意义的话：“我想为中美领导人鼓掌，是他们顾全大局，撇开了短期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为了21世纪更自由、更开放的世界经济做出努力，而不是做20世纪让我们有分歧的事情！”

　　这意味着中美达成一致意见，也为2001年中国入世铺平道路。

　　“虽然这是很多年前发生的事情，但是我记忆犹新，我们都展示了消除误解携手合作的决心。”斯珀林颇有感触地对大家说，今年3月份他还是奥巴马政府的首席经济咨询师，参与了中美战略对话会议，双方在改革和合作的道路上可以走得更远，对于可能面临到的一些壁垒和困难，我们都要有强大的决心去解决。

　　在他看来，现在的中美和当时一样有着强烈的改革与合作热情，不同的是，发展的重点需要转移到可持续上来，“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如果咳嗽几声，全球经济都会感冒。中美经济合作，对全球的影响意义深远。”讲完这些，斯珀林走下了演讲台，随之而来的是雷鸣般的掌声。

　　外柔内刚的白宫“老好人”

　　走出会议大厅，斯珀林就迎来了苦苦等待的“合影长龙”。他耐心地满足着每一个人的合影要求，这和美国媒体口中以好脾气著称白宫的形象不谋而合。美国媒体曾因为两件事大肆调侃斯珀林的好脾气。

　　当水门事件的报道者鲍勃·伍德在去年指控斯珀林，说斯珀林曾发邮件威胁他“你会为你在共和党预算协议的一些报道上后悔的”时，整个华盛顿都感觉非常好笑。

　　就连奥巴马都觉得，斯斯文文的斯珀林居然会威胁人，这简直是太可笑了。“谁知道吉恩可以这么吓人？”奥巴马在去年一次媒体记者晚宴上说，“或者说，谁知道能有人让吉恩变得这么吓人？”

　　同样的事还发生在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时期。1992年之前，斯珀林为纽约州州长马里莫·科莫工作，而当科莫决定放弃总统竞选时，他非常期待克林顿的竞选团队能够召唤他。

　　当克林顿的助手乔治打电话给他，询问他是否愿意担任克林顿的经济政策顾问时，斯珀林的第一反应是询问工资待遇，以及他是否会被列席日常策略会议。

　　“乔治停顿了很久，然后告诉我说，‘吉恩，我只是问你是不是愿意为这位竞选总统的候选人担任经济政策顾问，我们都知道，这活儿是白干的。’然后谈判就结束了。”斯珀林说。

　　就这样，斯珀林进入了克林顿的世界。

　　当本刊记者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追问斯珀林这个问题时，他理了理墨绿色蜂窝图案的领带，大笑着说：“工作总是这样嘛。”其实，他在工作上可没有那么好对付。

　　2011年，作为奥巴马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他参与了“消减赤字计划”的起草，旨在提高对富人的征税，而这与最先由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保罗·瑞安提出的计划完全不同。

　　当奥巴马发表关于这项议案的演讲时，保罗·瑞安正坐在第一排的特邀嘉宾席上。这位国会议员先是一惊，当听到奥巴马反驳他和众议院近乎一致的计划时，他非常愤怒。总统演讲一结束，这位共和党人士便大步走出礼堂，显然，他对这种事先毫不知情的当面反驳十分反感。

　　先兵后礼。斯珀林并不想破坏他和瑞安之间的关系，几天后，他给瑞安打电话，为这次不愉快的演讲收场。斯珀林说：“对这件事，我感觉很糟糕。”而瑞安对此缄口不言。

　　“创造1000万个新岗位，非常了不起”

　　斯珀林在克林顿政府、奥巴马政府期间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两次效力白宫，斯珀林保持了非常一致的作风——一个时时刻刻谈论着错综复杂的经济问题的精明顾问。

　　对于斯珀林来说，2009年他在奥巴马政府工作的前六个月，是他最艰苦的六个月。当时，他舍弃了在布什总统期间的悠闲生活——演讲、写作、咨询……他在前财长盖特纳的提议下，重新加入美国政府，担任了盖特纳的经济顾问，彼时的美国经济刚刚遭受了冲击，一眼萧条望不到尽头。

　　“当我开始做奥巴马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时，美国的失业率高达10%左右，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高的失业率。”他对本刊记者说。

　　随后，他几乎在奥巴马采取的每个经济措施领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汽车产业节能、为小企业减免税收、减税延期（这为美国的中低收入人群减少了2%的工资税）……这些贡献让奥巴马在2011年重新提名他为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这正是他在克林顿时期的职务。

　　接着，斯珀林投身到了削减政府赤字和重振美国制造业的事业中。离职前期，他在一些特定的城市帮助奥巴马推出了一系列重振制造业的举措，吸引了私人和公共投资，为中产阶级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

　　如今，美国经济逐步走上正常轨道，失业率已降至6.1%。

　　“我们几乎创造了1000万个新的工作，而这仅仅发生在过去的4年又4个月里。可能1000万的工作对于中国的人口规模来说不是什么大数字，但是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当他对本刊记者说出这句话时，他早已选择了离开白宫。

　　即使离开，斯珀林仍然放心不下美国经济。

　　“财务状况是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以前，美国的财政赤字高达10%左右，经过多年努力，这个数字将在今年降到3%以下。即使如此，美国仍然不能放松对财政危机的警惕，一旦财政赤字高于GDP增长，美国经济将十分危险。”斯珀林说道。

　　与此同时，他对劳动力市场也非常担忧：“我们的注意力应该更多地放在劳动力市场。15年来，美国的平均工资都没有什么增长。怎样把国民经济增长转化成老百姓的工资收入，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斯珀林非常赞成中国实行的包容性增长，这对各个国家都非常重要。“任何一个国家都要认清目标，良性增长是让更多人分享成果，提高福祉。全球化带来了很多的机遇和挑战，我们要朝着良性增长这个方向走。”

　　希望结束在婚姻生活上的赤字

　　尽管放不下美国经济，但斯珀林最终还是选择为了家庭而离开。一直以来，斯珀林只能够在周末与家人短暂相聚，他要结束这种“双城”生活。

　　“我曾经有过同时对付两个部门赤字的经历，现在，我希望能够结束我在婚姻生活上的赤字。”斯珀林打趣的话语中，夹杂着一丝苦笑。

　　虽然斯珀林离开了白宫，但仍然“公务缠身”——女儿的芭蕾课代替了他的内阁会议，家务代替了电话会议，即使他不用再为银行改革、住房改革等立法法案而斗争，却依然不停地有电话找他。

　　这种变化似乎让人诧异，斯珀林已不再是国家行动的中心，不能再做出具有影响国家的决定，而是过起了平凡的毫无压力的生活。

　　在克林顿政府效力8年、在奥巴马政府效力5年，再加上在高盛工作的时间，斯珀林应该已经习惯了日常工作的压力。

　　“想要在白宫不断地往上爬，你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斯珀林额头上的六道“沟壑”似乎印证着这是他的肺腑之言，“回归家庭，我觉得很好，再也不用自找‘压力’了。”（支点杂志2014年10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