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中的中国始终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综合体，其对华政策也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综合体。他一再重申美国不寻求遏制中国，欢迎中国以和平、繁荣方式崛起，对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应和从消极逐步变积极，以前所未有的热度推动中美在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但也不断发泄着对中国不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给予其所希望的配合的不满情绪，比如2014年8月1日“你必须在他们面前保持强硬姿态，因为他们做事情的习惯是一直往前推，直到遇到阻力”，8月8日“他们搭了30年的便车”，“没人指望他们做任何事”，以及3年前“中国应与其他国家一样遵守规则”。他把中国等新兴大国树为重新激发美国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的靶子，竭力维护“美国第一”，推进“亚太再平衡”，加固将中国装入其中的国际制度笼子，支持美军加强有朝一日与中国作战的准备，但又坚决反对把推向直接对抗与冲突的深渊，与那些挑唆中美矛盾以渔其利的国家、党派和个人保持距离。

所有这些，都是站在战略“十字路口”的美国作出的本能反应，奥巴马只不过是被历史赋予了领衔担纲角色的那个人。他再有“变革”思维、理性风范，也不能超越“美国例外主义”的影响，其对华外交除了具备更加突出的两面性特征之外不大可能再有新的突破。不过，必须承认，奥巴马政府为美国开启了一个进程，那就是，把中国真正当作一个不同于前苏联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加以审视，把对华政策真正放到全球框架下加以调整，把美中关系真正当作同一国际体系之下的全球性战略关系加以处理----这种改变当然是从美国自身战略利益出发的，但又何尝没有对中国进行真正意义的全球战略规划和强国战略升级形成倒逼与呼应？这种改变决定了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面对这样的改变，中国是该像缚龙一样暴躁如雷积酿仇恨，还是拿出勇气和胸怀，像一个真正的对手那样以令世人信服和尊敬的方式迎接机遇与挑战？

美国战略学界呼吁制订新的对外战略的声音正变得越来越大，基本上是对美国无力、无暇领导世界应对丛生挑战之现状表达的激愤和哀叹，体现着一种深刻的危机意识的勃发，但尚没有人能在痛斥奥巴马“无能”的同时清楚指明“新的对外战略”究竟该具备何种特征、引入哪些要素，制度危机之实、夸夸其谈之风仍在向外交领域渗透，即便是基辛格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也只能在划下问号之后语焉不详。但这其中，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如何应对一个更加强大、自信的中国已然成为美国面临的一个根本性的战略问题。这个共识所引起的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不会随2年后奥巴马卸任就一并终结，而是将在他的继任者那里有更为鲜明、更加具体的表现。

在美国政、军、学界相当一部分人眼中，过去20年的对华政策是失败的，“建设性接触”最终没能促使中国变得更加开放、民主、自由，也未能促成中美在亚太协调出一个新的利益格局，崛起中国正在亚洲推行自己的“门罗主义”，从贸易、金融、发展援助、国际法、争端解决方式、文化、价值观、制度模式等方方面面对美国及其盟友在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亚太乃至全球体系构成直接威胁和挑战，“中国的道路探索成为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最强有力竞争者”，“该对中国来真格的了”。“真格”到底是什么？它未必就全然是战略上的打压牵制，也可能包括在过去视为禁区的一些领域开展建设性合作，美国正在与中国的不断接触中梳理思路、寻找答案。

在11月4日举行的2014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同时控制了众、参两院，奥巴马终成“跛鸭”，执政难度进一步上升，他已指示自己领导的政府重设议程，重寻改革动力。这就意味着奥巴马在未来两年将陷入“急就章”的境地，来不及形成一整套新的对华战略，遑论“新的对外战略”，但他绝不会闲置卸任前的每一分钟炮制“美国必胜”、“利益至上”的表象，国内政治失灵并不必然等于外交战略失灵。即将在11月10日抵达北京出席APEC会议并对中国进行第二次国事访问的奥巴马将是一位执政地位更加弱势的总统，一位在诸多问题上更加有求于中国的总统，一位满心琢磨该如何在余下任期尽可能多做些事以免留下坏名声的总统，他的访问议程将像对华政策一样复杂、宽泛、求成。

丝毫不能低估这次访问所将产生的影响。中美两国元首将会进行一次在形式、风格、内容上类似2013年6月“庄园会晤”但又会有所超越、有些“惊喜”的北京会晤，以更加具体的方式确认共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向和路径，确认新形势下中美共同利益的基本范畴和边界，确认两国在亚太地区和平共处、协调共存的基本原则和办法，确认双方在全球事务中所应共担的责任和义务，从而把事实上正在不断深化的中美相互“战略再认识”、“战略再保证”进程再向前推进一大步。它将加固2013年“庄园会晤”的里程碑意义，把对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认可从奥巴马个人及其团队的政策选择升格为大多数美国人的利益选择，其综合影响不仅贯穿奥巴马余下2年任期，也会延至2016年美国大选之后，成为一项重要的“外交遗产”。

8月13日、11月3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分别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华盛顿霍普金斯学院发表演讲，较为实质地谈了美方对奥巴马访华与会的基本考虑。他把中美关系比作“最重要也最敏感、最广泛也最复杂、对未来最具承诺性也最具挑战性的关系，实质到可以塑造整个21世纪”。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则在9月8日至10日进行的中国之行里同中方具体协调筹备奥巴马访华事项。她告诉中方，“奥巴马总统优先看待美中关系”。与此同时，中美两国高官在双边访问和APEC峰会各项预备性磋商中进行了并不轻松的协商与交锋。可以看出，美方将竭力利用双、多边平台，使这次早在一年前就已开始预告的访问在亚洲和世界上产生令人信服的效果，成为一次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并将中国纳入其中而不是对立起来的访问，一次推动美国经济复苏和全球热点解套而不是在困境中越陷越深的访问。

在亚太经合框架下，奥巴马将配合国内政治需要着力推进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谈判，并推动APEC成员加强可再生燃料利用、增加小微企业和女性对经济的参与、扩大教育交流。这里面，美方对TPP的政策考虑与中方在APEC会议上积极推动的“亚太自贸区”倡议存在矛盾，同曲不同调，如何解决引人注目。最重要的是，启动“亚太自贸区”（FTAAP）可行性研究是APEC成员共识。绝大多数亚太成员深知搞歧视性和排他性的多边安排对区域经济和战略安全的伤害，不愿因自己的选边站队鼓励、助长本地区的集团性对抗竞争趋势。亚太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前景以及本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未来取决于中美两个大国相互协调、包容、合作的结果。如果中国能够加入TPP谈判，未来FTAAP获得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两个“轮子”，当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在中美双边关系层面，奥巴马将谋求经贸、反恐、朝核、伊朗、阿富汗、乌克兰、能源、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协调合作进展，他的访问将比以往更加突出热点问题和全球性问题的份量。奥巴马当然不会在议题单中遗漏网络安全和东海、南海、人权、香港、日本、缅甸等敏感问题，还会继续向中方施压、对外界显态，中美分歧难以遮掩。不过正如克里国务卿在他11月3日霍普金斯预热演讲中所说的，美中双方处理分歧的模式并非仅仅各自保留看法，或者强行达成共识，而是要积极管控分歧。有媒体认为美方将以在某些问题上的让步换取中方为打击“黎凡特伊斯兰国”极端势力提供配合。媒体作出这种猜测，追求的是新闻轰动效应，使用的是狭窄逻辑方式。中美双方都面临恐怖主义、极端势力的新型威胁和挑战，加强反恐合作是在共同利益驱使下的不选之选。

奥巴马此次访华将会更多体现中美在一些国内政治攸关问题上的相互支持，这包括反腐败和经济结构调整。尽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相互支持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但不会妨碍中美“利益共同体”特征的进一步加强。应当注意到，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他11月3日的演讲中还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两国都面临真正意义上的领导力的考验，我们必须在华盛顿和北京都做出正确的选择。”

回顾2009年11月奥巴马首次访华5年来的美国对华外交和中美关系，一页页翻过历史记录，一层层剥开事物面纱，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种日渐清晰的竞合关系，它不像一些人吹嘘、幻想得那么好，但也绝不像某些人贬低、涂抹得那么坏。中国和美国分别作为上升大国和守成大国，均在主观意志上拒绝对抗冲突的“宿命”，但也对对方始终怀有深深疑虑。美方并不能确信，中国在亚洲的行为是扩张性谋霸战略，还是防御性和平崛起；中方也不能确信，美国在中国近边的行为是进攻性包围战略，还是防御性遏制战略---事物发展演变的轮廓将在中美互动中趋向清晰，答案要待历史在未来并不遥远处揭晓。不管怎样，两国关系告别结盟或者趋敌的天真幻觉，脱离神坛化或者妖魔化对方的低级趣味，形成边合作边竞争、合作中有竞争、竞争中有合作的新常态，在竞合中摸索更好的共存方式，这何尝不是一种相对较好的状态？

过去5年，中美关系好像穿越了一个又一个“十字路口”，其实那些只不过是阶段性、过渡型的现象，实力对比这一塑造中美关系的关键因素还在动态的变化和结构的流动中，真正的“十字路口”还在前头。2009年奥巴马首次访华时，美国的GDP是中国的3.2倍左右，日本的GDP则比中国多15%。2014年奥巴马再次访华时，中国的GDP已相当于美国的一半，是日本的2倍，中国也已成为第一贸易大国。短短5年发生这样大的变化，中国崛起正以史无先例的速度改变亚洲地缘政治版图和国际体系结构，中国、美国和世界都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从某种意义上讲都还没有结束“战略漂流”。在这个特殊时期，坐视“进攻性现实主义”主导双方的决策思维和行为范式，任由某些集群以私利裹挟、操控两个全球性大国对对方的战略政策，将是极其愚蠢和危险的，所将带来的必定是殃及世界的相互摧毁之选。

在结束这个系列的文章之前，还是回到我们的老朋友、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杰弗里·贝德那里吧。这位奥巴马首任大半时间里的对华政策首席顾问在他的回忆录《奥巴马与中国的崛起》一书结尾处留下忠告：“未来的美国总统需要在对华政策中寻求正确的平衡，以保持美国的力道和警觉，但不应陷入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困境---在那种安全困境中，美中双方都相信实力的增长必然导致敌对的意图，并且最终使敌意成为现实的响应。”没有理由不对这句话表示赞同。中美双方都需要以战略家的眼光、政治家的胸怀面对未来，延续、走通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希望北京“习奥会”能够增强人们的信心，如果这次会晤所将呈现给人们的“惊喜”仅仅是形式上的而非内容上的，那将是一个莫大的遗憾。